在中国陶瓷发展的历史中，青瓷一直受到文人的广泛青睐。自古以来，中国贵族和文人就有佩玉的习惯，“君子以玉比德”，视玉为人格的象征，把玉同人的精神世界、行为举止和道德修养联系在一起，要求人们的品质要像玉一样洁净。青瓷因其釉色而有“青玉”的别称。因此，作为中国最早出现的烧造成熟的瓷器类型，青瓷从其诞生之初就被赋予了极高的文化内涵，烧造好的青瓷釉色温润如玉，也由此更加受到文人的喜爱。
青瓷在东汉时期创烧成功，以南方的越窑系和瓯窑系为典型代表。魏晋南北朝时期，青瓷制作技术不断提高，形制与品类日趋丰富，形成了中国青瓷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期。因为这一阶段中国东南地区相对稳定，因而生产较为发达，如瓯窑和越窑就是从这一时期开始兴起的。北方地区战乱频仍，但也不乏精品面世。此时的青瓷通常为褐色胎或灰白胎，瓷化程度相对较高，器身厚重沉实；施釉技术仍未能全部妥善地处理去掉釉料中所含的铁元素，釉面仍以青黄色或黑色为主；施釉工艺也处于转变期，质量不算稳定，故有的产品釉面润泽细密，而有的稀薄干涩。青瓷品类主要集中在日用器和明器上，器物造型和装饰特征既吸取了前代的陶器、原始青瓷、青铜器、漆器、木器等的特点，同时也有时代风格的创新。制瓷工匠们较为注意产品的外观装饰，运用了多种手段来美化产品，有的器物直到现在仍有很高的美学价值。
（北齐） 杨子华 北齐校书图（局部） 绢本设色
纵29.3厘米 横122.7厘米 〔美〕波士顿美术馆藏
青瓷在晋代有“缥瓷”之称。“缥”原是指丝织品的淡青色，西晋著名文学家潘岳曾在其《笙赋》中有“倾缥瓷以酌醽”之句，即用“缥色”来形容胎体细腻、釉色淡青、透明度较高的青瓷，这是浙江温州地区的瓯窑系青瓷产品的典型特征。而以浙江龙泉为主的越窑系青瓷，其釉色则较为浓重，“千峰翠色”“明月染春水”等诗句就是后代文人对越窑青瓷的赞美。现在存世的魏晋南北朝时期青瓷中，有大量的酒具、茶具、香具和文房用具，可见当时青瓷已在文人的生活中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
羽觞俗称耳杯，器身椭圆形，两侧各有一个弧形耳，可用来饮酒，或者盛放羹汤，盛行于战国、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因其形状像雀，两耳像雀的双翼，人们在“曲水流觞”的活动中，在耳杯上插上羽毛，催人快饮，故名“羽觞”。很著名的“曲水流觞”活动当属永和九年（353）三月初三上巳日王羲之组织的那次雅集。东晋贵族、书法家、会稽内史王羲之偕亲朋谢安、孙绰等四十余位好友，在举行修禊祭祀仪式后，在兰亭清溪两旁席地而坐，将盛了酒的羽觞放在溪中，由上游浮水徐徐而下，经过弯弯曲曲的溪流，羽觞在谁的面前打转或停下，谁就得即兴赋诗并饮酒。在这次“曲水流觞”的活动中，有十一人各成诗两篇，十五人各成诗一篇，十六人作不出诗，各罚酒三觥。活动结束后，微醺的王羲之将大家的诗集起来，乘兴作序，写下了举世闻名的《兰亭集序》，被后人誉为“天下第一行书”。在这次兰亭修禊后，举行饮酒赋诗的“曲水流觞”活动被引为千古佳话。这一儒风雅俗，一直留传至今。
（西晋）青釉香薰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青瓷香薰延续了汉代以来的“博山炉”的基本造型。我国自古以来就有熏香的习俗，即利用焚烧香料产生的烟来驱赶和消灭蚊虫、消除秽气。到了汉代，由于神仙信仰的发展，出现了专门为焚香而设计的“博山炉”。“博”是“广大”“众多”的意思。“博山”在我国古代神话中指东方海上的“蓬莱”“方丈”和“瀛洲”三座仙山，传说三座山上有用黄金、白银砌成的宫殿和纯白色的神兽，长生不死的仙人就住在那里。他们不仅永远逍遥自在，还会炼仙丹，凡人吃了就可以成仙。魏晋南北朝时期，这种神仙信仰得到了延续，人们使用博山炉主要有三大作用：一是因为迷信鬼神，烧香祈祷以达神明；二是当时人们席地而坐，焚烧香料可以洁室除湿，怡人心脾；三是当时的宫廷和士大夫阶层都有熏衣染被的习惯，并且喜欢用沿丝绸之路输入的外国名贵香料，以显示华贵。
魏晋南北朝时期，青瓷制文房用具主要有砚台、水盂、砚滴、烛台等。
瓷砚创烧于西晋时期，多为青釉，砚面无釉，以利研磨。魏晋南北朝时期流行的瓷砚造型为圆盘带三足，东晋以后瓷砚的足逐渐增多，南北朝时期变化为五足到十足不等的珠足砚、蹄足砚，自南朝到隋唐时期，演变为多足组成的圈底圆形瓷砚，称“辟雍砚”。
水盂（或称“水丞”）为贮水以供研磨之器，一般为圆口，鼓腹，平底或带足，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青瓷水盂多为蛙形、蟾形等，尺寸较小，以扁圆形为主，以三国至西晋中期以前的造型最为优美。
砚滴的作用类似水盂，但更便于掌控倒水的流量。因此，在文玩界有这样的区分方法：有嘴的叫做“砚滴”，而无嘴的叫作“水盂”。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青瓷砚滴中有一种常见的“胡人骑狮”造型，基本特征是：狮仰首蹲卧，怒目竖耳，长须垂于胸部，羽状尾贴于臀部，肌体丰隆。一胡人骑于狮背之上，其人深目高鼻，头戴高冠，衣服上或装饰圈点纹等。此类砚滴为青瓷砚滴中的精品，造型丰满，形象生动，纹饰刻划精细，青釉润泽。同类型器物还有狮形或辟邪形烛台等。胡人、狮子形象的出现，反映了佛教文化进入中国并且与中国本土信仰相融合的结果。
（西晋）青釉三足瓷砚
狮子是典型的非洲动物，从两河流域东传，主要分布在伊朗南部、阿富汗和印度河流域。中国不产狮子，但是在战国时期就听说过狮子，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狮子艺术形象，大约在西汉时期已经定型。汉代张骞出使西域之后，狮子这种外来动物及其图案形象主要通过与西域各国间的物质文化交流，沿丝绸之路从伊朗、印度，经阿富汗和中亚到达新疆，进入中原地区。狮子形象凶猛，传说可以食虎豹，更可以辟邪，因为其特殊的威力而受人崇拜和喜爱，逐渐成为中国古代造型艺术的重要素材。东汉以后，中国艺术中用石刻狮子镇门、镇墓的形式越来越多，这种传统也是沿丝绸之路而来，而且一直在延续，从埃及金字塔前的狮身人面像到现在世界各地的建筑，都可以找到不同的狮子形象，而它们相同的作用都是“镇守”的功能。
狮子在佛教中具有某种神圣性，是文殊菩萨的坐骑，在佛教经典中，对狮子也非常推崇。佛经常用“狮子吼”来比喻如来说法的威力，形容佛讲法如狮子威服众兽一般，能调伏一切众生。随着时代的发展，神仙传说与佛教文化的杂糅，沿丝绸之路而来的狮子，其形象进一步被神化。到了南北朝时期，佛教的净土信仰与西汉中期以来的西王母和不死仙药为中心的西方求仙信仰相结合，南朝梁周舍（469—524）作《上云乐·老胡文康辞》中提到的“西方老胡，厥名文康……凤凰为老胡家鸡，狮子为老胡家狗”把西方仙人“老胡文康”形容为生自上古，长生不死，能歌善舞，又善弄凤凰狮子，“蛾眉临髭，高鼻垂口”，长相与丝绸之路上的胡人一样。
（西晋） 青瓷胡人骑狮砚滴
湖北省博物馆藏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一些青瓷器具中，狮子的形象更多的是与中国民间传说中的辟邪形象融合，辟邪是古代汉族民间传说中的一种神兽，形似狮，头有角，身有翅，具有辟御妖邪的作用。汉代以后的辟邪形象应该是吸收了外来的狮子和本土的虎、豹等猛兽的形体特征而形成的新的神兽形象，其中以狮子的形象为主。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青瓷狮形水盂、羊形烛台，其最典型的共同造型特征就是使用刻划的方法在动物的身上添加羽翼纹。这些青瓷动物形器两肋部的双翼纹饰，说明了其造型的共同来源—古代波斯工艺美术中的翼狮形象。
（西晋）青瓷虎子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翼狮造型在波斯工艺美术中极具代表性。古埃及神话中的“斯芬克斯”是可以追溯到的最早的“翼狮”原型。而早在公元前26世纪，两河流域就出土过翼狮造型的装饰品。到了阿克美尼德王朝（前550—前330）时期，波斯翼狮的造型特征更趋稳定：大流士一世（前558—前486）时期苏萨王宫墙壁上的浮雕翼狮为狮头羊角，前足为狮足，后足为鹰爪，臀部有双弧纹，双翼生在肩部，可说是波斯翼狮造型艺术中各个细节最为完整的代表。
而波斯日用工艺品上的翼狮形象因功能需求而使翼狮形象与器物的实用功能部分结合，其翼狮造型的肢体和装饰细节不像苏萨宫墙的浮雕翼狮那样完整，但总体上仍稳定地呈现出鹰、羊、狮子三种动物的代表性特征。如翼狮形角杯，这种波斯工艺美术中的典型器物，大多以金、银等贵金属制成，在阿克美尼德王朝时期极为盛行，它不仅作为饮用酒或其他饮料的实用容器，同时也是权势和富贵的象征物。其基本造型结构都是前部为狮头或羊角鹰头，后半部分为高筒形的杯子，双翼依器物造型从肩部生出，延伸至整个腹部。
（公元前5世纪）翼狮形黄金角杯
波斯阿克美尼德王朝
〔美〕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波斯翼狮形日用工艺品的头部造型似乎已经遵循了一种规律：狮头可以在器物中独立出现，但是鹰头必须伴随羊角。这个造型规律对于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青瓷器造型影响颇深，但也有一些变化：青瓷狮形烛台也是狮头造型的翼狮形象，饱满而圆润的臀部仍然传承了苏萨宫墙上翼狮臀部的双弧纹，但翅膀已经平移至腹部正中，与肩部的联系消失了。而此时中国青瓷的主要产区为江南地区，汉族文化对于“鹰”这种动物并不像草原文明一样有着太多的感情，所以波斯翼狮的狮头造型以及腹部的鹰翅因为与中国辟邪的造型特征的一致性而得到了保留，而波斯翼狮中鹰头与羊角结合的头部类型，则被直接以山羊的形式所取代。因此我们看到的一些青瓷羊形烛台，羊的嘴部造型仍然处理得像波斯鹰头羊角形器中的鹰喙，并通过山羊下巴的胡子来延伸这种弧线造型。
辟邪形象在魏晋时期的流行杂糅了汉代以来的神仙信仰与佛教中狮子的威力，体现了在动荡的社会背景下，人们祈求吉祥、避除邪恶的心态，体现着当时的社会风尚，既是对汉代装饰主题的承袭，也是对波斯翼狮形象的本土化处理。魏晋青瓷上的辟邪造型特征在东晋之后逐渐消失，但是，辟邪这种神兽的形象在随后的南朝石刻艺术中得到了更加好的发展。目前可见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江苏丹阳南朝陵墓石刻中“辟邪”或称“天禄”的神兽形象，兼具前代的古朴雄奇和南朝石刻精雕细琢的特征。在南朝之后的墓葬制度中，辟邪的形象逐渐被形制更为庞大、类型更加繁多的镇墓兽、神道雕像所取代，辟邪的艺术造型又回归到小型工艺美术品中，在现在最常见的就是人们手里把玩的玉雕小件。
（南朝）青瓷莲花尊
湖北省博物馆藏
佛教在东汉时期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到东汉末年已渐成气候，有不少印度和西域僧人来华，主要从事佛经翻译工作。到了三国时代，佛教在中国有了进一步发展。作为外来信仰的佛教因其“灵魂不灭”和“因果报应”等教义伦理与中国当时流行的神仙信仰有相通之处，开始对中国社会生活和文学艺术产生了影响。寺院的修建以及与佛教信仰相关的物质文化载体在信众中的传播，使此时作为外来宗教的佛教，以一种通俗信仰的形式进入中国，与流行的道教思想并行发展。同时，由于乱世生活带来的痛苦，人们渴望太平盛世，提出行善乐施便可进入西方极乐世界的佛教受到人们的欢迎，佛教信仰的传入使民众之中兴起出世的愿望。北朝时期，在统治者的扶持下，佛教传播范围极为广泛，并留下了大量的佛教艺术作品。东晋是西晋王室逃避战乱渡江后建立起来的政权，随着大量的北方士族贵族南迁，玄学在南方兴起，此时佛教在南方的流行，特别是般若学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借助于道家、玄学的思想、语言及方法，因而出现了玄佛合流的趋向。到了相对稳定的萧齐政权和萧梁政权统治时期，经济发展、文化艺术繁荣，笃信佛教的统治者广建寺院，唐代杜牧诗“南朝四百八十寺”充分体现南朝皈依佛门之风极盛。此时由于佛教影响，青瓷上盛行刻划莲瓣、莲花、忍冬纹等装饰元素，也出现了“莲花尊”这类独特的器型，北方和南方皆出土过精品。
长期的封建割据和连绵不断的战争，使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中国文化发展受到特别的影响。国内政权更替频繁，思想自由开放，文化艺术也获得了较大的发展。以魏晋风度为开端的儒道互补的士大夫精神，奠定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基础。反映在青瓷器具的审美风格上，既体现出当时丝绸之路影响下的多元文化因素，也呈现了文人这个特殊群体所重视的玄学和佛教文化相融合的特征，以及文人士大夫在战乱时期推崇的避世、尊佛的思想，对后世的青瓷发展影响深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