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卷是中国最古老的书画装裱形式之一，后来渐渐衍生出册、轴等品式。在经历了唐代的奢华、宋代的鼎盛、明代的创新、清代的继承之后，这种视觉上形制狭长的艺术品在展阅方式、尺寸、材料等方面保留至今。
中国书画装裱的历史悠久，早在南北朝时期就有记载：宋明帝时期的书学家虞和就对装裱中的制糊、防腐、用纸、除污、染潢颇有见解。
中国最早的书写材料是竹木，连成排称“册”，首尾两端加两条空白的竹条称“赘简”，展阅时由左至右卷起，这是中国手卷的雏形，也决定了国人对手卷的阅读方向并一直沿用至今。在纸出现以前，卷轴是缣帛，东汉时期的蔡伦发明了纸，发展至晋代有了托裱工艺，在卷子的尾端有木棒做轴，卷成一卷便于展阅。
手卷是中国最古老的书画装裱形式之一，后来渐渐衍生出册、轴等品式。在经历了唐代的奢华、宋代的鼎盛、明代的创新、清代的继承之后，这种视觉上形制狭长的艺术品在展阅方式、尺寸、材料等方面保留至今。伴随着中国书画艺术的发展和社会的需要，装裱技术也是从无到有、由浅入深地逐渐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工艺系统。
手卷的基本形式按照时代划分为撞边手卷、卷边手卷、包边手卷(也称套边手卷)。宋代出现了宣和装手卷(即撞边手卷)，开创了书画装裱史的新纪元，这种装裱形式一直沿用至今。宋代时的手卷从右至左由天头、隔水、画心、隔水、尾纸组成。
明代是中国书画装裱史中的又一高峰，这时的手卷增加了引首部分;但在明代，宣和装的小撞边装潢形式并未被淘汰，但是针对引首、画心高矮不一致的问题，出现了绫绢挖镶卷边手卷的解决形式。手卷由天头、隔水、引首、隔水、画心、隔水、尾纸组成，并一直沿用至今。
清代一直沿用宋代的撞边手卷和明代的卷边手卷，这时候出现了纸包(套)边手卷，并且在手卷的长度上稍做调整，增加了尾纸的长度，增粗了手卷，这样的做法降低了手卷受折伤的风险。现代手卷的展阅方向是由左至右，尺寸较普遍为宽33厘米、长1000厘米左右，长度由尾纸决定。
手卷包首在天头的背面，起保护画心和防磨损的作用。大多数手卷包首的材质以锦为主，也有用缂丝或是纳纱，都是起到开合手卷时不伤画心的作用。
包首通常用华贵的材料来彰显拥有者的财权、作品的品级之高及其珍贵程度。包首的出现在纸出现以前，东汉以前的卷轴就是缣帛;自南北朝书卷初步定形后，在南北朝的梁代梁武帝时期，有记载“缣，绢也”。
据《法书要录》中《唐武平——徐氏法书记》记载：“宫中切睹先后阅法书数轴，将塌以赐藩邸，时见宫人出六十余函于亿岁殿曝之，多装以镂牙轴紫罗褾，云是太宗时所装。其中有故青绫玳瑁轴者，云是梁朝旧迹，褾首各题篇目行字等数。”
从上述记载看出梁武帝时使用青绫包首，正是之前的“帙”与卷轴合二为一，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包首。杜子熊的《书画装潢学》提到，据《唐六典》载：“崇文馆有装潢匠五人，秘书省有装潢匠九人，专职整理内府书画”，并且开始用“缂丝”作包首。另《名画猎精录》有记载：“贞观、开元中，内府图书，一列皆用白檀为身，紫檀香为首，紫罗褫织成带，以为官画之标志。”另记载了南北朝时期的包首用青绫，中唐时期用紫锦绫，到了南唐时期用墨锦。
故宫博物院藏宋赵昌的《写生蛱蝶图卷》就保留了原装《紫鸾雀谱》缂丝的包首，异常珍贵。包首以宋锦最为珍贵，据史料记载，当时用于书画装潢的宋锦名目就有50多种，可谓是缤纷多彩;直到现在，生产销售的锦都以称“仿宋锦”来标榜锦的华美。从宋代流传下来的样品中看，古锦花纹有“紫鸾雀锦、倒仙牡丹锦、百花龙锦、柿红龟背锦、方胜练鹊锦、八花晕、银钩晕”等花样，可惜流传至今的手卷包首上，原装宋锦已非常稀少。
杜秉庄在其《书画装裱技艺辑释》中提到，据元代陶宗仪的《南村辍耕录》载，元朝异族统治，把织绣工人视作奴隶。据《丝绣笔记》记载，织绣工人被俘后，“任其生死，视如草芥”。在这样异常黑暗的统治下，织绣工艺经历了一个衰退期，直到明朝宣德年间才得到恢复，但古锦的花样已经年久失传。明代包首用锦十分含蓄雅致，品类不多，很少用艳丽的颜色与夸张的图案，以灰色的中间色居多，以小型几何图形排列组合为主。例如，《明初人书画合璧》、仇英的《兰亭修契图》、宋旭的《五岳图卷》、邹典的《金陵胜景图卷》均为明代原装裱包首，以各种方、圆、三角、菱形、六角等几何形的构图为骨架，以蓝灰、湖色、朱黄、浅紫、驼灰为底色，稳重素雅，突出了主花与宾花。
至清康熙年间，有织锦艺人于无意中搜集到宋裱《淳化阁帖》十册，揭得宋锦花样20余种，研究纺织，使清锦繁华如宋，而清手卷包首的用锦也登峰造极。至乾隆时期，苏州织造专为清宫书画手卷特制的“包首锦”，颜色瑰丽、图案丰富、寓意吉祥，且精巧无比，用料更加丰富与华贵。
例如，清乾隆御笔《中秋帖子词卷》，共计十卷，装潢历时数年，最终装裱成一套，每卷的形制尺寸一致，包首与题签均为缂丝，但每卷图案纹饰复杂各不相同，设色清雅别致，十分精美。
缂丝采用“通经断尾”的织法，而不同于一般织锦的“通径通纬”，常有“一寸缂丝一寸金”和“织中之圣”的盛名。缂丝是以生蚕丝为经线、彩色熟丝为纬线，采用通经回纬的方法织成的平纹织物。纬丝按照预先描绘的图案布置，各色纬丝仅于图案花纹需要处与经丝交织，并不贯通全幅，用多把小梭子按图案色彩分别挖织，使织物上的花纹与素地、色与色之间呈现一些断痕，类似刀刻的形象，这就是所谓“通经断纬”的织法。如董邦达的《南巡舟行诗意图》柿红纳纱五彩祥云天鹿纹缂丝包首、《乾隆御笔仿李迪鸡雏待饲图并题什卷》明黄缂丝金龙五彩云纹包首，都是清宫内府的定制缂丝包首。
清乾隆时期，苏州织造专为清宫书画手卷特制的“包首锦”，不仅有价值极高的缂丝包首，还有精美的金锦和普通锦包首，例如乾隆的《御笔千尺雪图》葡灰锦群地三多(佛手、石榴、菊花)纹织金锦包首，制造技术复杂，花样繁多，达到手卷包首的顶峰;丁关鹏模顾恺之的《斲琴图卷》，紫地瑞花重锦包首;方宗仿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卷》，绿地万寿方格纹锦包首;乾隆御临宋人的《西园雅集图卷》，米色地曲水松竹梅锦包首;扬大章仿宋徽宗的《柳鸦芦雁图卷》，绿地夔龙蜂窝纹锦包首;乾隆御笔《挑菜图轴》，藏青地连钱纹天华锦包首;董邦达的《南巡诗意图卷》包首。
明清玉别子、玉轴头彰显皇家审美
南朝宋泰始年间的虞和著有《论书表》，其中有记载：“凡书虽同一卷，有优劣，好者在首，下者次之，中者最后”，虞和站在欣赏者的角度做出好、中、次的区分，按照卷轴的材质和内容的优劣安排不同的轴头和轴杆。
另有史料记载，当时在卷轴上有“犀牛角、髹漆、沉香木、琉璃、黄金、白玉、檀木、珊瑚”等材质。有记载的如“二王缣素书珊瑚轴”“纸书金轴、玳瑁轴、旃檀轴”“金题玉躞织成带”，这些记载证明王羲之父子的双丝细卷的长卷，用檀木做地杆，珊瑚或者玳瑁做轴头，用尾纸卷起来，用金色题写在卷首上，用玉石做轴头。
从明代开始，平轴片代替了前几朝惯用的小轴头，纸杆代替了木质尾杆，手卷玉别子等装饰物的应用更加普遍与精美。
明清玉别子的材质优异，具有高超的蹍琢工艺技术，做工精巧且趣味性强。尤其是到清代乾隆时期，由于开采条件的改善，采集到的优质白玉、羊脂玉数量之多超过之前任何一个时期，而琢玉技术也达到中国玉器发展史中的高峰。所以这一时期的手卷玉别子、玉轴片不仅用料上乘，很多大尺幅的立轴也开始用玉轴头，例如清乾隆《一发双鹿图轴》。
清代内府用玉严谨，一丝不苟，玉别子玉片用料有青玉、白玉、羊脂玉、翡翠、象牙、犀牛角。而清代手卷的轴头均为玉片，多为平头，但乾隆时期内府的个别手卷仍然保留了古代出轴头的形式，例如：乾隆御笔《游戏黄庭卷》(此卷为宋藏经纸本，出轴头)，古玉轴头四周还包了铜镀金护片，乾隆以正楷书黄庭经并设色绘图，自提中称用“苏(轼)书，李(公麟)画，倪(瓒)笔，张(羽)意”，书法和绘画均力图宋元，在装裱上也刻意模仿古人，装潢形式与内容高度统一。
隋唐时期有“金题玉躞”之说，金题压头是包首上的签条，玉躞就是手卷用的轴心，用玉来点缀书画典雅别致。而清宫内府的手卷不仅包首精美，玉别子更是美轮美奂，让人爱不释手。
玉别子用料华贵，雕刻工艺复杂，彰显皇家审美和气质，如清《福临行书苏轼武侯庙记语卷》的青玉云头刻八宝纹样，张照的《临王献之帖卷》如意头柳叶形，仇英的《兰亭修褉图卷》的青玉竹节雕梅花骨形，唐寅的《自书词曲卷》象牙“U”形别子，还有常见的籽玉椭圆形的玉别子。每一枚玉别子均按照手卷粗细、高度量身定制，它们的大小和内弧形的角度都各有不同，并且大多数玉别子内弧用阴文雕刻手卷的名称、收藏地点等信息。
